浅析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

浅析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

戴  庆  渠

   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，是20世纪中国与毛泽东、邓小平并列站在时代前列的三大伟人之一。他第一个喊出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，奏响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；他不顾自身安危，奔走于海内外，联合了各方力量，建立革命团体和政党，从事宣传鼓动，组织领导武装起义，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；他呕心沥血写就的《建国方略》，显示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解和宏伟气魄；他顺应历史潮流，与时俱进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，作出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重大决策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；晚年，他为祖国和平统一而抱病北上，展现了爱国爱民、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；弥留之际，他仍念念不忘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”，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己。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，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。

在近代中国，中山先生是系统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第一人。对外开放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体取向。水有源，树有根，其开放思想的酝酿与形成，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孕育和他的人生经历与感悟。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，则以其眼光之高远，规模之宏伟，在思想上启迪了民智，在经济上促进了发展，在文化上推动了进步，也为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巨变打开了闸门，从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，具有很强的开创性、坚韧性和彻底性。在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时刻，学习、研究、宣传中山先生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实践，更加全面、深入地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、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，为祖国的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，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。

孙中山的出生地——广东省香山县（今中山市）翠亨村，位于珠江出海口，面朝南海，水连港澳，属对外交流的前沿要冲，独享开放的“地利”。历史的香山，是一个海洋经济社会，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通的社会。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高层次互动互补，促成了海内外香山人群英荟萃。与其他地域相比，得风气之先的香山人，更易于接受新潮，善于吸收外来的文明成果，捷于捕捉商机，主动的自我开放意识更著强烈，使香山人迈开走向世界的脚步，开启了香山人迎汇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。容闳（香山）、郑观应（香山）、康有为（南海）、梁启超（新会）等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，放眼世界、倡言开放、效法西方，鼓动和投身社会变革，成为风骚一时、影响中国的先驱者。这批弄潮儿，都先后与孙中山或有交流，或有合作，开放思想的脉承与互通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孙中山的世界视野，是从美国檀香山发端的。缘于胞兄孙眉早年赴檀“淘金”立业，1879年，13岁的孙中山有幸随同母亲踏上前往夏威夷的旅途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海沧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。”一个奇怪的箱子——邮筒，引起他浮想联翩，异乡客地早期的文明吸引着孙中山。他先后就读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中学和学院。四年的海外求学生涯，使他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，开阔了胸怀和眼界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，如他后来所说：“改良祖国、拯救同胞之愿，于是乎生。”1884-1887年，转到香港英基督教会、英国当局所办书室、书院读书，后又旋入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，1887年10月进香港西医书院学医，在校主攻医学之外，广泛涉猎西方国家政治、历史、军事、科学书籍，尤其爱读《法国革命史》和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。早年的西学历练，使孙中山对西方文明和中国落后现状的反差有较深的体悟，思想观念自然而然向西方文明认同。1892年7月，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。之后，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，挂牌行医。同年12月，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独立行医，对贫困患者免费治疗。由于医术高超，医业兴旺，引起葡萄牙当局的妒嫉和排挤，拒绝发给孙中山行医执照。1893年春，孙中山转到广州行医，开设中西药局，施医赠药，拯救同胞，他一面行医，一面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和会党，联络有志同好，酝酿组织团体。

1894年6月，孙中山带着精心准备的《上李鸿章书》，从广州经上海到天津，北上投书李鸿章。《上李鸿章书》是孙中山以政论的笔调、公开的方式、直抒胸臆的作品，可以看作是孙中山早期的萌芽。他以书生的心曲、平民的情结和政治的诉求，在上书中提出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——此四事者，富强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也。”的主张，建议清政府效法西方进行改良，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。时值当权者李鸿章芦台督师，拒绝接见毫无功名的孙中山。孙中山试图通过上书请愿来促使清政府奋起的活动失败了。上书失败后，孙中山“怃然长叹,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。然望治之心愈坚，要求之心愈切，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。”他通过对现实的观察，知清政府积弊已深，无可救药，必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。他毅然下定决心，由“医人”走向“医国”，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统治，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。从此，孙中山剪辫易服，示与朝廷决裂。

1896年10月，孙中山伦敦遇难，就在清政府企图以秘密方式将其押运回国行刑的紧要关头，是英国的“文明”法治挽救了他。死里逃生，孙中山的体悟刻骨铭心，更加坚定了他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。1897年初，孙中山在伦敦《双周论坛》用英文发表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》一文，并在与俄译者谈话中公开表示，革命后的中国政府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，“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、有代表性的政体。此外，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。”在这里孙中山首次使用了“开放”一词，提出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态度，并对开放的前提作了阐明。蒙难脱险后，孙中山在伦敦居住了九个月之久。他利用大英博物馆等图书馆博览群书，广泛阅读有关政治、外交、法律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的书籍。从中涉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，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考察，并开始注意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及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，与流亡伦敦的其他国家革命者讨论时政，交流心得。孙中山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既赞许又思虑，他萌生依据中国的社会现实，采取民主主义，以民族、民权主义同时解决，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胚胎。他认定在保持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条件下，坚持主动开放的政策。在他看来，我国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，均由排外自大之故。今欲急求发达，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。”“凡我们中国应兴的事业，我们无资本，即借外国资本，我们无人才，即利用外国人才，我们方法不好，即用外国方法。”1904年，孙中山在美国发表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》一文，第一次公开提出他的对外开放主张，他指出：“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 政府之建立，不仅对中国人，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。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，铁路即可修建，天然资源即可开发，人民即可日渐富裕，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渐提高，对外国货物的需要即可增加，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，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，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。”

1911年10月10日，中华大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及全国响应的辛亥革命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被一举推翻，孙中山在国外得知革命成功的喜讯后兴奋地说：“今专制业已推翻，破坏之局已终，建设之局伊始。”孙中山认为革命和建设是两个紧密相连、不可分割的阶段。他审时度势，紧紧抓住历史性的机遇，奔走呼号，大张旗鼓地向国人宣传久藏在他心中的强国富民的观点和主张。1911年11月，孙中山在访吴敬恒时指出：“今后之策，只有各省同德同心，协力于建设，则我党所持民权民生目的，指日可达矣。”他反复讲革命的目的就是建设独立富强的新式共和国。因而，每当革命形势出现良好局面之时，他就会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。期间，他广泛地利用各种场合，阐述通过开门户、引外资、办实业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、生产工艺等有效途径，以期达到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性。他说，要进行国家经济建设，发展经济，振兴实业，就必须全面对外开放。他还说，中国“要想实业发达，就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。”强调只有对外开放的政策才能迅速发展本国经济，建设富强国家。他以世界上最富最强的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，论证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美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是利用外资。“当其发展实业之初，资本则悉借之欧洲，人才亦多聘之欧洲，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。”又如日本，却以最小、最穷、最弱之国，自明治维新改闭关锁国政策为开放政策，利用外资，聘用各国人才，采用欧美良法，结果四十年间一跃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。因之，他竭力倡导“开放主义,”乃至把“近代中国的开放”作为振兴中国经济的一项良策。1912年10月12日，在上海报界公会组织的欢迎会上，孙中山提出“开放门户利于保障主权，”明确把“开放主义”作为基本国策。他呼吁国人要顺应“开放”的历史潮流，“现世界各国通商，吾人正宜迎此潮流，行开门户政策，以振兴工商业。”需指明的是，孙中山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既要“门户开放”振兴国家实业，又必须保持国家的“主权完整”。他说“惟发展之权，操之在我则存,操之在人则亡。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，则在此实业发展一事也。”“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，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。”孙中山深刻揭示了“开放”与“主权”的关系，明确开放的前提必须坚持“完全主权”，否则便会丧失主权。

1917-1919年间，孙中山陆续分篇出版了《建国方略》。《建国方略》不失为孙中山阐释开放主义的辉煌巨著，《孙文学说》作为《建国方略》的开篇，首先是要在心理上“解放”国人的思想桎梏，鼓动国人以开放型的心态去适应。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一项积极国策。《实业计划》（《建国方略》之经济建设篇）是孙中山基于中国现状精心编制的一幅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，拟定了一个以国际资金发展中国经济的细致规划，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工业化规划，这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。洋洋十万言的《实业计划》最初用的英文题目是《中国的国际发展》，体现了国际建设中国的本意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良机。因为此时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产品和资金闲置，急于战后寻找新的销售市场、投资场所，而中国拥有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，正好吸收外资到中国办厂，中国引进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时机日趋成熟。为了全面对外开放，全方位地利用外资，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想，《实业计划》从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人民的衣食住行，其规模之大，门类之全，影响至今。孙中山规划在一、二十年内，修建10万英里铁路和100万英里公路，建设北方、东方、南方三大海港和众多商埠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，建造冶金、钢铁、水泥等大型工厂，发展邮电，植树造林和开发建设边疆等，为了完成这一宏伟规划，孙中山极力主张利用外资、外才和外国先进技术，“是进行国家经济建设、振兴中华，是短时期内赶越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关键。”孙中山在《实业计划》中还多次使用了“市场”“新市场”“中国市场”等词语，体现出他的市场经济意识、世界经济一体化意识以及利用国际市场加速发展中国的意识，孙中山在《实业计划》篇末“结论”的最后喊出了“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。”可谓石破天惊！

孙中山所说的“开放”，不是孤立意义上的开放，而是与改革和发展紧密相连；对外开放的目的，就是要促进中国的改革和发展，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；同时，国家要改革、发展和富强，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。这与当今中国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”是相符合的。虽然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、主张无法实现，然而，这些思想、主张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后，更显示出它对于近代中国开放的价值。孙中山和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，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、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。孙中山始终高举“振兴中华”的旗帜，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，不断地在理论上探索，在革命中实践，善于学习，与时俱进，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，表现了他作为革命先行者的胸襟和不断革命的精神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，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，也才能从伟人的思想和精神中真正受益。如今先哲已离世84周年，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全方位开放的革命先驱，他的光辉思想和英名不朽，他的许多思考对我们今天深化开放仍有积极影响和深刻启迪。

1978年，在邓小平——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倡导下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实行改革开放。30年间，我国始终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在此稳定的环境中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，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6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2300亿美元，年均增长9.6%。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人民币，年增长9%，我国经济连续30年快速增长，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突破1万亿美元，其中2008年达到1083亿美元。实践充分证明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思想，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，是切实可行和成效卓著的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。孙中山经济建设的丰富思想，对外开放的发展方略，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宏伟蓝图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。

当前，全国正在掀起学习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，作为一个民革成员，在学习、研究孙中山和继承发扬中山精神中，要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继承优良传统，保持基本特色，加强自身建设，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。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，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，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发扬伟大民族精神，坚定信心，同心同德、迎难而上、共克时艰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为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，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！